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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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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天北京下暴雨，可我晚上已经定了一个生日饭局，从社交媒体上朋友们转发的帖子来看，北京似乎已经进入全城看海模式，出不了门了。我犹豫半天终于鼓足勇气走出家门，特意选择坐公交，没想到一路非常顺利，甚至比平时花的时间都少。
同样一场暴雨，在网络上和在实际生活中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吃完饭回到家，果然又看到网络上人们在谈论青岛的德国下水道，东京的日本下水道、巴黎的法国下水道，甚至有人抬出了紫禁城的满清下水道，似乎我们汉族人天生就不会挖下水道似的。
但我觉得吧，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不能做这种简单的对比。
东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经常会遭到太平洋风暴的袭击，必须对红色预警级别的大暴雨做好充分的准备。
青岛三面环山一面是海，只要把水往海里一排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巴黎的情况更是特殊，1853年开始的那次巴黎大改造工程耗时17年，几乎把整个城市拆了个底儿朝天，不但毁掉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把很多住在市区的贫民强行搬迁到了郊外，留下了很多后遗症。这样的大工程如果放到今天的北京来做，同样会引来民众的抱怨。
不过呢，从后来媒体的现场报道看，那天北京确实有很多地方严重积水，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四年前那次暴雨更糟糕，甚至有人因此而失去了生命。两次暴雨的结果无论怎么看都是悲剧，应该尽可能地加以避免。
问题在于，四年前那次暴雨是百年一遇，大前天这次虽然总的雨量稍小，但也属于比较罕见的暴雨，不少郊县的降雨量甚至打破了历史最高记录。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下面这个：
我们到底应不应该为了这百年一遇的暴雨而大幅度提高防洪标准？
四年前那次暴雨之后，当时担任北京市规划委基础设施二处副处长的徐咏梅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任何事情都不能按照最极限的情况来做，比如排水系统不可能按照百年一遇的标准去实施，否则耗资太大了，没有必要。不但如此，如果地下管道造得过宽，长期达不到流量，容易造成沉淀，运行维护的问题也很多。
另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所原主任工程师段昌和先生透露，北京市的东、西护城河、天安门广场、奥林匹克中心等是按十年一遇的标准做的，前三门大街等区域是按5年一遇的标准做的，城市主干路、环路、高速路、CBD、中关村等区域都是3年标准。所有这些标准都是符合住建部相关规定的，即一般地区是1到3年，重要地区是3到5年。
写到这里必须说明一下，我们常听到“N年一遇”的说法，这并不等于说每N年肯定发生一次，而是根据历史平均数据做出的一种概率判断。
住建部制定的那些规定都是参照各地的气象条件，按照历史的平均值来制定的。也就是说，每个城市都有各自不同的建设标准，广州的标准肯定和呼和浩特的不一样。
像北京的这两次大暴雨，如果放在广州的话应该不会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事实上，像广东和福建等省几乎每年夏天都要遭受一次甚至数次来自海上的台风或者热带风暴的袭击，其城市设计排水标准肯定要比北方城市高，老百姓也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暴雨，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换个角度说，这两次北京大暴雨从降雨量绝对值来说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它出现在一个大家心目中的干旱城市，以至于从市政府到老百姓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这才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失。
那么物质准备呢？
如果我们强行要求市政府为了防范这种百年一遇的大暴雨，把下水道修得和广州一样好，一来会浪费大量建设经费，二来甚至有可能反而带来负面效果。像北京这样相对较“平”的城市，如果每一处下水道的排水能力都高到极限，其结果就是每一次下大雨，全城的水都会迅速聚集到城里的那几个低洼处，给住在那里的居民带来更大的困扰。
这样真的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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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半天，我并不是在为市政府开脱。事实恰恰相反，我认为北京市政府，以及全国很多地方的政府（包括今天很火的邢台）都应该重新审视你们的防洪标准，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变了！
不管你承不承认，全球气候在变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极端天气无论是频度还是强度都在增加，发生地点也会发生变化，这将导致原来干旱的地方会下暴雨，原来经常发生洪涝灾害的地方反而会出现严重的旱灾。
所以我呼吁，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应该提高警惕，投入一定的金钱和时间准备应对一些你不太习惯的自然灾害。
就拿今年全国范围的洪涝灾害来说，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发了无数警报了。科学家早就告诉我们，强厄尔尼诺现象必然会导致中国长江流域降雨量超预期。我相信中国政府肯定早就听到过这些警告，不知有关方面做了哪些准备？
总之，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我们的思想必须根上这一变化，否则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